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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汽车界，没有不知道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是他给世界装上了轮子。而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汽车业的开拓者，曾被《大公报》称为“中国的福特”，但却很少有人知晓他的故事。他就是中国第一辆百分之百国产汽车的创造者——支秉渊。

　　1942年10月，抗日战争正在进行。为了展示战时大后方的工业成就，国民政府组织了首届全国工业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会上，诸多代表着当时中国工业最高水平的展品“争奇斗艳”，而一辆看上去颇为简陋的汽车，却不声不息地赢得了全场的关注，成为了这届展览会上的“黑马”。

　　它有着一个如同手扶拖拉机般的车头，一块四方形的笨重的顶篷。更让人惊诧的是，就连车子的轮胎，也是圆木板箍上铁圈做成的。那么，这样一辆“寒酸”的汽车，为什么能够力“力压群雄”、“一举成名”呢？就因为它是第一辆完全国产的汽车，在世界汽车工业已经发展了近两百年后，中国人终于制造出了第一辆完全属于自己的汽车，这在当时给许多国人的内心带来了一场“不亚于日本投降”的震动。而且，和“寒酸”的外形相比，这辆汽车的性能却好得令人吃惊。它的制造者支秉渊，驾车从湖南祁阳出发，历时近半个月，途经近千公里，翻越贵州、四川两省的崇山峻岭，完好地将它开到了重庆——这座战时的陪都。

　　为此，《大公报》特在头版撰文，对这辆汽车的发明者支秉渊表达敬意，甚至将其称为“中国的福特”。

　　“民生牌”汽车：梦想起源的地方

　　支秉渊，生于1897年2月18日，是浙江省嵊县富润乡支鉴路村人。他的父亲支宝楠，是前清的秀才，对爱子期望很高，特为他取名秉渊，意寓 “秉承渊源、继往开来”之意。

　　支秉渊幼年时在家乡阳山书院上学，1915年进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电机科学习，这对当时的支鉴路村是一件大喜事。不少乡亲到村口为他送别，年轻的支秉渊十分感动，立志要学有所成报效国家。经过数年寒窗苦读，他获得了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支秉渊被上海美商慎昌洋行聘为实习工程师。他主要负责发电机组、内燃机、水泵、压气机等机器设备的销售业务。在工作过程中，他参与安装了不少机器，建了若干发电厂，熟悉了所经办机器的基本知识，积累了大量机器安装和使用的经验。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不满洋人作为的支秉渊毅然辞去了这份工作，并联络了大学同学魏如、吕漠承、朱福驷和校友张延祥、黄炎，在上海泗烃路6号设事务所筹办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新中动力机厂)。公司取名为“新中”，寓有“新中国”之意，寄托了支秉渊等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振兴民族工业的志向。

　　那么又是什么使这位“中国的福特”立志要生产一辆完全国产的汽车呢？这就不得不提张学良的“民生牌”汽车。

　　1931年5月31日，张学良通过逆向开发的方式制造的75型载货汽车降生于沈阳，张学良为他起名为“民生”，并受邀参加了当年的上海车展。引得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争相观看，引以为傲，支秉渊也是其中一个。然而不同的是，在群情振奋的同时，这个年轻人心里暗暗说到：“可是不是真正的国产汽车”。从这一刻起，这个毕业于南洋工学电机科的青年，便立志要造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车”。

　　不过，想要制造一辆完全国产的汽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人、财、物等多方面因素的配合。而当时的现实是——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物质匮乏、人才短缺。但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制造出一辆完全国产化汽车的梦想。

　　战火中的流动工厂

　　接下来的十余年里，这个年轻人一步步向自己的梦想靠近。“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他被迫将企业内迁，从上海一路颠沛流离，到了湖南祁阳——梦想实现的地方。

　　最初他最想造的就是汽车的关键部位——发动机，因为他认为发动机技术是汽车技术的核心。他和同学、校友开办上海新中动力机厂，目的也在于此。为了制造自己的发动机，黄浦江畔的支秉渊夜以继日，殚精竭虑，花费6年的心血，终于于1937年形成了一种新汽车的雏形。然而，当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争无情地毁灭了支秉渊的劳动结晶，中国国产汽车的雏形也被扼杀在了摇篮里。但是，支秉渊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当时新中公司所在的闸北区，是日军轰炸的重点地区，新中公司也难逃劫难，公司只好向西南后方长沙转移。资料在战火中损毁了，支秉渊就凭借记忆重新绘制图纸，为近代中国人的“汽车梦”奋斗着。但没想到的是，支秉渊刚到湖南长沙，工厂还没有安顿好，日本军队就又逼近了。他们只好拆下机器又上路了，这次搬迁的目的地是更远的位于湖南西南部山区的祁阳。

　　此时，长沙会战即将开始。也正在此时，历史上相似的一幕上演了。还记得德国甲壳虫的诞生经历吗？源于希特勒、波尔舍对生产“大众的汽车”的共同理念，而中国第一辆完全国产的汽车也有相似的经历。

　　战争愈演愈烈，国民党军队200师的师长杜聿明也陷入了焦虑。因为这支中国当时唯一的机械化部队，所有的坦克、装甲车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一旦发动机损坏，便都是一堆废铁，军用车急需使用自己国产的发动机。

　　一次偶然的机会，支秉渊得以与杜聿明相见，两人的理念一拍即合，为日后第一辆国产汽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次日，支秉渊的部属——对汽车制造颇有想法的陆景云决定向支秉渊请长假，从军参加对日作战。但在几经辗转安定下来后，支秉渊急于请陆景云回厂主持试制发动机。因战事紧张，杜聿明最初不准陆景云离职。后来，支秉渊就亲赴湘潭向杜聿明面陈理由，杜聿明才批准陆景云回新中公司以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并将杜聿明200师的一辆已报废不能运行的德国卡车赠送给了支秉渊，解决了缺少研发汽车模型的难题。

　　这辆德国卡车的发动机为M.N.A牌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65马力，额定转速为1800转/分钟。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他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克服了种种困难，组织了测绘。陆景云回到新中以后，与支秉渊一道不顾敌机轰炸的严重威胁，决定建立汽车零部件批量生产线。

　　同时，支秉渊还写信给胡厥文，请胡厥文到祁阳来。支秉渊和胡厥文原来都是上海工业界的领袖人物。这一次，在远离上海的湖南山区，他们又一次携手，一个造车，一个炼钢；一个为抗战提供动力，一个为抗战制造枪炮。一时间，使人口比战前翻了一番的祁阳，有了“小上海“的雅称。

　　“废墟”中的“再造”

　　然而，战时后方的冶金工业十分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多方打听供应渠道，终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的废件作为原材料。

　　当时估计机车主动轴是好钢材制的，就用它来制造曲轴，用轮箍制连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由于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合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就先将车轴锻扁，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车和研磨。在自炼铸铁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成低镍合金铸铁。就这样，新中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都是支秉渊亲自去香港购买。由于当时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几经辗转，才能将零部件运到祁阳，路线非常曲折。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支秉渊和同道中人的努力下，1938年末，这台新发动机终于成型，这是中国第一部自制的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三年后，1942年夏的一个夜晚，中国的第一辆汽车也随之诞生，这个夜晚也被载入汽车工业发展史册。

　　上海工业史学家刘浩林曾评价到：“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

　　然而，他呕心沥血打拼下来的成果还是没有能够躲过战争的蹂躏。1942年，日军占领了祁阳，支秉渊费尽心血创办的“新中”和他造出的两辆汽车包括图纸，都悉数毁于战火。这样的结果不免令人惋惜。

　　但是，战火也不能磨灭这辆汽车的功绩，因为它开启了中国人自己造车的历史，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支秉渊，一个在战火纷飞中执着于自己梦想的人，历经苦难，终于书写了中国人完全靠自己造车的传奇，不愧为“中国的福特”。